王幼平
银川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来信早已收到，迟复为歉。我在宁夏时间不长，无什么可述；加之年迈（75岁了）工作忙，既无暇回忆资料，也难接待来访。我怀念银川，希望能在整党后旧地重游。趁假日复个信，只为取得联系。
我忘不了接触过的几个宁夏人，不知还有谁在人间。
王少髯，1936年春节过后，他从白区（可能是上海）到中央汇报工作，驻白区工作部。一天上午，组织上通知我与他见面，此人中等身材，相当精干，寒暄后他说，周副主席让他给我介绍宁夏情况，“我虽是宁夏人，但不知宁夏事，”向我介绍了潘秀峰、袁丽生两人，并递给我两封介绍信，说这几年虽然不了解他们的具体情况，“但向你保证，即使得不到帮助，绝不会有害于你。”可先找潘秀峰，遇到困难再找袁丽生。我回去一看，介绍信的大意是：吕钧先生是我的挚友，他父亲曾是孙殿英部军官，孙、马战役之后下落不明，吕先生万里寻亲，望兄赐助。我去宁时改的名字和由头，全是少髯的构思，事前并未告我。我平生和他只有这次接触，完全不了解他的历史情况。潘秀峰，我来到中卫中学向潘面交了介绍信。他看后，立即把信烧了，同时定好我们在上海同学的口径，招待我住在学校里。几天后，他请了一桌客为我洗尘，客人大都是军官，席间潘秀峰拜托客人帮助我“寻亲”。
温曷言，我在中卫中学新交的朋友，我们谈话还比较投机，他当时没有工作。
梁大均（当时我只知道他叫梁光富），我急想在银川找个立足之地，便请潘秀峰、温曷言帮忙。约7月初，温曷言同我来到银川，让我住在一个小学校里。当时认识了几位教师，晚上常在一起聊天，梁大均往往慷慨激昂，给我的印象较深，其他几位不记得姓名了。
忽然听银川小学教师传说，潘秀峰在中卫被捕。第二天又听说温曷言被捕，我意识到自己已经面临危险，乃持介绍信去见袁丽生。他看了信后立即付之一炬，他问问情况，沉思了一会儿说：“请先回去，让我考虑考虑。”
向含秀（袁丽生夫人）第二天一早到我的住处急急忙忙地说，袁丽生的意见是我立即离开宁夏，他已安排好了（指已雇好车和找了带路的人），并送给我80元路费。我不缺路费，因而分文未收。
高尚信（高立天），平罗人，曾在北平读书，思想进步。袁丽生派他送我到平罗。我坐东洋车，高尚信骑自行车在前带路，出银川北门时，城门半掩，军警盘查很严，我未下车，不知他是怎么交涉的，顺利放行。到平罗，我住在国民党县党部，高尚信的哥哥高哲夫是县党部秘书长，高尚信说我们是北平读书时的同学，高哲夫与我寒暄一番。
姚启圣，曾在北平读书，经高尚信介绍相识，出平罗南门向西一拐就是他的家。我曾多次到过他家，觉得此人靠得住。在离宁夏前我向他暴露了自己的来历。当时，社会上传说红军就要打过黄河，我就在一个纸烟盒的背面，给周副主席写了几句话的报告，说宁夏难以立足，我即将去绥远，托他待红军接近时送给最高指挥员。这个烟盒藏在姚家二层楼的一个墙缝里。
王××，平罗城内人，县党部的工友。高尚信托他偷出县党部的公印，给我写了张路条，大意是本部录事（即现在的文书员）王华堂，山东籍，请假回家奔丧，望沿途军警放行。我坐上雇来的骡车，佩带着黑纱，经石嘴山赴绥远。从此，离开宁夏。
还有黄花寺的高家。我从瓦窑堡去宁夏时，中央秘书处责成中央蒙古工作委员会（新建，书记为高岗）找关系送我，高岗找了陕北骑兵游击队政委曹动之的叔叔（我叫他曹五叔）。我们化装成商人走到银川，住在高家。高家4口人，老夫妇和两个女儿。解放后“文化大革命”中为了调查我的历史，战斗队曾派人到宁夏高家调查。外调人员回京后告诉我，高大婶很想念我，他们曾代表我向高家致谢。从此，我同高大婶有书信来往，她已于1982年逝世。高家的长女高淑清曾在银川市木器农具厂工作。我离开高家的情况，见我写的《怀念张浩同志》（札记）。关于张浩同志详见《辞海》。
顺贺新年
1985年1月
——录自《银川党史通讯》第六期，银川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编，198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