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子明
1933年，临河党的地下组织遭到敌人破坏后，我奉县委的指示离开绥远省到宁夏开辟工作。当年秋天，经石嘴山、平罗来到宁夏省城。到银川后，我常去南柳树巷《大公报》分馆看报纸。报馆文人刘梦仙是工人出身，为人热情，交际又广，经一位朋友介绍，我认识了刘梦仙。我只说自己生活不济，离家来银川谋生。刘梦仙不但讲义气，而且有正义感，他对我的处境十分同情，叫人从旅店把我的行李搬到报馆让我住下。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我设法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把这里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在北京的王森（原临河县委书记），信中暗示说：“这里生意很好做，用不了多少资本，就可以发财致富”等等。意思是说，这里工作好做，请组织再派人来开展工作。
当时，马鸿逵是国民党十五路军的总指挥，在他的统治下，宁夏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马鸿逵每年要在宁夏各地大量抓丁征兵，被迫抓来的丁兵，人人还得由家里送鞋袜。如本人逃跑后，就抓他的兄弟、亲属或邻居。真是抓得四邻不安、鸡犬不宁。有的人为了逃避抓征，就把自己的眼睛刺瞎或者把右手食指砍断，让人惨不忍睹。有的逃兵被抓回后杀头或活埋。就连马鸿逵最亲信的警卫团，晚上睡觉不但由排长站哨，还要把士兵的裤子都收去，大小便不准出屋，说声“报告”才可起床大小便。尽管如此，还是有人逃跑。马鸿逵在经济上也实行残酷的统治，各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还强迫百姓种大烟，硬行摊派。除此之外，蒋介石和马鸿逵的内部矛盾也很尖锐。马鸿逵与南京政府特派员王含章，互相暗中监视，互不信任，互相排挤，他们只有在杀害共产党人上是一致的。我把这些情况也都写信报告了上级党组织。那时，上级党组织给宁夏一时派不来人，宁夏原有的地下党组织遭破坏后也无法联系。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和解决经济来源问题，我发挥特长，参加并通过宁夏警察局的考试，领到了行医执照。以行医为掩护，在柳树巷南端租了一间大房子，挂起了行医招牌，上写“西医赵子明专治内外花柳等科”。这样我的老婆、孩子，在临河几位同志的帮助下，也来到了宁夏。
当时，正值孙殿英攻打宁夏，马鸿逵部队伤兵很多，医生不够用，我被抓去为伤兵医院服务，并委任我为上尉医官，每月发给30元薪金。马英才旅是马鸿逵的得力部队，旅部有一个上尉副官叫雷鼎三。他每天来医院接送伤病员，我们接触比较多。在交谈中有对时局、战局的看法，通过交谈相互有所了解。有一天，他突然来到我家，闲谈之后，他很诚恳地说明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渴望能找到组织关系，并要我平时说话不要过于暴露，以免发生危险。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不能对他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从这以后，他就经常把军队一些作战情况秘密告诉给我。这样，我对马鸿逵内部情况也知道得比较多了。
在去伤兵医院前，我还结识了一个朋友叫尹有年，是河北饶阳县人，大学毕业后，通过同学冯沛若的关系（冯的父亲是当时宁夏省民政厅长），得到一个上尉译电员的职位。我们是在《大公报》分馆认识的，他常到伤兵医院来和我闲谈。在谈话中，我发现他很富有民族正义感，敢说敢干，我就设法引导他。后来他直接向我提出要求参加革命。“你有这么一份官职，还是好好做你的官吧，不要胡思乱想了。”我这么一说，没想到他很生气地说：“我马上就辞职，不干这份差事了。”第二天，他就穿上便衣来见我，说他辞职不干了。我说：“你太冒失了，马鸿逵知道了是要抓你的。”他说：“要革命，就不能在国民党那儿做那贪官污吏。”我看他如此坚决，为了有利于工作，开辟阵地，就决定让他去甘肃武威办一个《大公报》分销处，利用销售报纸的机会，接触青年学生，开展宣传工作。他到武威后，工作开展得很好，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武威地区党的工作的开拓者之一。
不久，谷景村（王森）带着李德铭、张春生、李云清（李清华）到了宁夏。我们成立了宁夏特支，计划开辟宁夏党的工作，并决定派李德铭、张春生去武威帮助尹有年开展工作。这时，雷鼎三也从中卫来银川，我就把他介绍给谷景村（特支书记）。为了发动农民群众，组织决定我弃医务农，在银川城东蝗虫庙附近租了几亩地，修了两间土房，种了很多菜，还雇了两个帮工。在城外也结识了几位贫苦农民。
另据我们调查了解，马鸿逵的亲信省盐务局长马继德公馆里急需一名英文教师。李云清是燕京大学的学生，英文学得特别好，经谷景村提议，组织决定，设法把李云清介绍到马继德公馆当教师。我找到大陆文化社经理马文鸣，以找职业谋生为由，请他帮忙把李云清介绍到马公馆教英文。经过一番周折，总算成功了。李云清的教学受到学生的欢迎，也很受马家的赏识和欢心。
但事出意外，因李云清是在清华大学组织遭破坏后逃到宁夏的，北京国民党宪兵三团得知她在宁夏，就给马鸿逵发电报逮捕她及与她有关系的人（电报是省军法处长给我看的）。敌人先抓了李云清。我不在家就抓了我老婆和房东的独生子钟育桐，同时抓了《大公报》分馆的刘梦仙。宪兵到菜园里抓我时已是午夜以后。他们捣毁了门，抓住我就向我要武器，我说只有锄头、镢头。敌人说我开他们的玩笑，打得我满脸是血，又跟我要文件。他们只搜到一本《南腔北调集》，还有两册《良友画报》，把我押到看守所时天已快亮了。在审讯前，我得知雷鼎三也被从中卫押到银川，谷景村脱险。我设法通知李云清，告诉她只说我是她丈夫（谷景村）的朋友。军法处长先找我谈话，从谈话中得知敌人并没有掌握什么证据。我就据理相争，说你们既然怀疑我，那就由我一个人承担，也不应抓我老婆、小房东和朋友刘梦仙，应放他们回去。几天后，我老婆回去了，刘梦仙、钟育桐也陆续被保释出狱。
第一次审讯我是在夜间进行的。审讯组由党政军联合组成，审讯室布置森严，坐在上面的有省政府秘书长叶森、国民党特派员王含章、军法处长苏连元。他们一开始就说我是共产党，我反驳说：“谷景村是我的朋友，他干的是什么党我不知道，政府里知道也没告诉我，我怎能知道。”他们问我是那个大学毕业的？为什么不当医生又去种菜？一个种菜的为什么看《南腔北调集》？这使我更加明白了敌人的空虚。我回答说：“种莱比当医生赚钱多。我看《南腔北调集》是从上海通过邮电局邮到宁夏，经过政府的检查，为什么今天政府又反对看？政府从来也没告诉人民它是禁书，更没有说种菜人不能读！”敌人黔驴技穷，恼羞成怒，就给我压杠子，压得我不省人事，等清醒过来，才知道是用凉水喷醒的。接着，又用皮鞭抽打。最让人不能忍受的就是灌煤油，灌煤油后浑身起泡，泡烂后就喷出一股子煤油气味，真叫人难受。审讯了一夜，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一群士兵就用门板把我抬回牢房。又过了几天，在一个深夜，马鸿逵亲自审问我说：“你们共产党只要不来我这里活动，我是不管的。”他并骂了我一通，要我把和雷鼎三的关系交待清楚。由于没有任何证据，敌人只是把李云清、雷鼎三押着不放，再也没有审讯过。
抓不到被抓人员的证据，敌人对我们欲杀不能，暗杀不敢，省盐务局长马继德上了一个保状，要求保释李云清继续回公馆当教师，并通过马鸿逵母亲说情，这样，李云清就回到了马继德公馆继续任教。接着，我也就写了呈文，要求马鸿逵释放，马鸿逵不理睬，我就让老婆领着孩子找马鸿逵喊冤，结果马鸿逵说：“不放赵子明是省党部的事，我管不了。”我又让我老婆到宁夏省党部闹了几次，最后省党部答应准我取保释放。这样，共过了8个月的囚禁生活，1935年底经我的房东本立成商号经理董钟川联合天宝金店，和另一家商号（名字忘了）写了保状，我被保释出狱。但省党部有一个条件，就是不准我离开宁夏，要随传随到。
那段时间，日本特务常在宁夏活动，马鸿逵对日本人待以上宾之礼，狼狈为奸。我在出狱后调查到一些关于日本特务的情况，许多人为我的安全提心吊胆。当时，国民党南京政府，为磴阿（磴口县与阿拉善旗）划界问题，派于右任到宁夏主事。因此，宁夏来了一批新闻记者。其中，天津《益世报》来了一位特派记者郭锡山，此人是河北省定县人，曾在法国留学，思想进步，是雷鼎三的朋友。他到宁夏后就去看雷鼎三，这时雷鼎三还在看守所里。雷鼎三把我的情况告诉了郭锡山，让他设法使我离开宁夏。一天晚上，郭锡山来到我的住处，说明来意后，我一再说明，宁夏当局不准我离开，他说他已知道，并从皮包内取出一张委任状空白纸，用我的笔写上：“今委赵子明为本馆驻兰州特派记者”，并交给我一张电报付费证。就这样，我逃离虎口，一家3口人骑着骆驼，经过腾格里沙漠，于1936年2月来到兰州。
汤若章 乔同福 邓峨整理
——录自《银川党史通讯》总第九期，银川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编，198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