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大均
1930年，宁中学潮后，由于当局的迫害，我和杨生连、张绍翎、高尚文等20余名学生，在地下党员杜润滋的动员下，通过他与在马仲英教导队任教官的高立仁的关系，进入了教导队。当时，党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武装斗争，杜润滋想借机逐步控制马仲英的这支教导队。马仲英自称甘宁青联军司令，这年秋天，他率部1000余人前往河西走廊，想向西发展，成立东土耳其斯坦王国，我们觉得这个家伙根本没有革命的愿望，在政治上是争取不过来的，只好暂时先留在里面见机行事。冬天，杜润滋和杜立亭在宁夏被马鸿宾逮捕入狱。
1931年秋天，我和汪和壁护送患病的高立仁从河西回到我的家乡——宁朔县叶盛堡，留他在我家养病。这时，全国的革命形势已由低潮转入高潮，在全国各地，相继发生了许多革命暴动，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逐步扩大，革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陕北的高广仁带领一支游击队从陕北来攻打宁夏，结果被马鸿宾的军队打垮了，高立仁也随高广仁部撤回陕北。我去狱中找杜润滋，并联系宁夏中学的老同学李天才、李振邦、杜学义、李广成、李玉柱等，以探监、送饭为名与杜润滋联系。杜润滋分析了宁夏的形势，认为马鸿宾的统治不严，地方土匪较多，地方势力派与马家有很多矛盾，人民当中的反马情绪也很浓，可以利用的空隙很多。这时，梁绍武（宁夏人）在甘肃兵变失败带领一部分人回到宁夏，与我联系想发展武装力量。我把这些情况报告了杜润滋。杜便指示我做马鸿宾部和其他杂牌军的策反工作，准备组织武装暴动。正在这时，1931年8月，在兰州发生了雷马事变。蒋介石任命马鸿宾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到兰州后被雷中田扣押，马鸿宾的主力部队随即开赴兰州营救马鸿宾，宁夏防务一时空虚。杜润滋对我说，这是组织暴动的一个机会。如果能够取得胜利，我们就迅速扩大革命力量，建立一块红色根据地；如果失败了，就把暴动的队伍拉上东山去打游击，和陕北游击队联合起来。在杜润滋的领导下，我作为具体的组织者，开始秘密组织暴动力量。当时，能够依靠的基本力量是宁夏中学学潮斗争中的骨干分子，如李广成、李振邦、张琪、李天才、杜学义、高志刚等。那时，我们都不是共产党员。在银川城里，我们还发展了修枪所的一名技师赵炮匠。另外，还有梁绍武带来的一部分人。为了能够号召更多的社会力量，我们秘密成立了抗日救国西北军的组织，以杜培珍这样一个假名作为总司令。为什么要叫杜培珍呢？因为我们起事的领导人姓杜。另外，陕西的杜斌丞派人来过，杜是杨虎城手下的重要人物，和杜润滋是同宗。杜斌丞不仅是西北民盟的负责人，而且和共产党的关系很好。起这样一个名字，就是要暗示出我们和西北军的杜斌丞有关系。我们还以总司令的名义，搞了些委任状，来发展和组织我们的队伍。
当时，我们大体上做了分工：银川由我和李振邦负责，中卫、中宁由李天才、张存贤负责，银北地区由梁绍武负责，金积、灵武由我负责。金积县有一个杨老二，手下还有个杨麻子，都是我发展的对象。金积县还有个朱榜科，外号朱乱子，这人是董福祥手下的一名统领，在八国联军进京打死了德国公使。他住在金积董府附近，盖了一所宅子叫朱府，是董福祥的贴身将官。在朱榜科的手下，还有他原来的一帮人，如在灵武的石万寿、王贵川、李彪都是地方势力派。我们估计朱榜科是个有民族意识的爱国之人，反马爱国的口号他是会接受的。于是我去做他的工作，给他讲救国的道理，说国家现在正处在民族危亡之际，马鸿宾不会保国爱民，你虽年老，但应该给地方上干点好事。他很慷慨地说金积、灵武两县由他来做工作，人没问题，就是杨老二也没问题，即使不能全部拉过来，也能拉出一部分。之后，我们通过杨麻子联系杨老二，据杨麻子所说，已有两个连的人答应了，只要银川一动，他们立即响应。我们就委任朱榜科为抗日救国西北军旅长，委任状我记得是写在红绸子上。李天才、张有贤在中卫联系了由张子珍所管的中卫香山的民团和地方民团（此人后来当了陈桂璋的九旅旅长），在中宁县争取了护路队的一部分力量。李振邦、杜学义在银川小南门与马鸿宾派驻掌政桥的一个骑兵连和一个排取得联系。就在我们积极组织暴动力量的时候，我们听到风声，起事的消息被敌人知道了。由于缺乏经验，组织工作不严密，暴动的日期甚至传到了农民当中。于是我们仓促决定提前行动。当时，学生就要放寒假了。我们计划以银川为中心，先由掌政骑兵连开始兵变，从小南门攻进城，会合学生攻占警察局，然后直捣省政府。暴动的那天下午，我们派李振邦带着几个人先到掌政找李铁匠取枪。晚上，我带人出去接枪，但不知为什么，一直到天亮都没见到他们，我很焦急，就又回城里看情况。可是敌人已有准备，城门很早就关了。当时的城防司令马玉麟还下令，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找到梁光富（我当时的名字）。我和杜学义藏在赵炮匠家中，他给了我一支盒子枪。赵炮匠对我说，你千万不能出去，人家搜查很紧，我先出去打听打听。他回来后，我们3人商量，城里搜查很紧，藏在这里很不安全，一定要出城。赵炮匠说，只有南门你们可以出去，别的城门都不能出。我和杜学义腰里藏着手枪，到了南门，城门口有卫兵把守，有两个卫兵要搜查我们，一个排长说：“两个学生娃娃，不像坏人，搜个啥！”我俩出城后估计，这个排长很可能是由我们的人给做过工作。出了南门，沿着唐徕渠走到李广成家。然后又到了邵岗堡杜学义的一个亲戚家。结果我们在定远营躲避10余天，心里仍然放心不下宁夏的事。就回到金积，见到杨麻子和陈建邦一打听，暴动未成，朱榜科带100余人向甘肃环县跑了。我和陈建邦、穆三徒步走到环县甜水堡去找朱榜科。在平凉，我碰到赵子元，杜斌丞也在平凉。我们分析，在陇东站不住脚，就给杜斌丞说，把我们这伙人编成甘肃第一游击大队，由朱榜科当司令，赵子元当副司令，我为参谋长并改名为梁幼卿。还联络环县警察局长，赶走了县长。当时这支队伍分编为三个团，朱榜科带的人马编为一团，朱榜科任团长；宁夏过来的赵老五的人马编为二团，赵老五为团长；张子珍编为三团。但是，后来赵老五从中捣乱，说宁夏来的人把他架空了，和张子珍打了一仗，张的胳膊也被打坏了。为了顾全大局，我劝张子珍忍了，动员他往宁夏边境上撤。暴动失败后，除逃离宁夏的一部分人脱离危险外，李天才、赵炮匠、梁绍武、李玉柱、王贵川、石万寿等，还有几名学生都被抓捕。敌人拷打了整整一夜，但他们什么也没说。后来，在雷马事件后，马鸿宾返回宁夏，迫于高涨的抗日形势，将他们全部释放。不久，杜润滋也被释放出狱。这次未遂的小南门暴动，敌人把它称之为鸡头会造反。原因是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聚会，从街上买了一只卤鸡，大家边吃边议，最后剩下一个鸡头，大家说谁来吃这个鸡头？有人说：“光富该吃，他吃了这个鸡头，就是咱们的头。”还有人说：“咱们就是鸡头会。”后来学生中告密的人，就把我们说成是鸡头会造反。幸亏，敌人掌握我们的情况很少，如果知道我们密谋暴动并与狱中的杜润滋联系紧密，那么事情就不会这么轻易地结束了。总的来说，这次暴动是想在宁夏打起红旗，但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组织工作不严密，杜润滋被关押在狱中，由我们这些年轻人做组织工作，没有经验，也很不成熟。革命毕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摸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必然要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和失败，但革命者会在失败中吸取教训，增长才智，锤炼得更加成熟起来。
李增富整理
——录自《银川党史通讯》总第八期，银川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编，198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