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启霖
我家住石嘴山市尾闸附近，早年属平罗县管辖。1916年，我11岁，开始在平罗县城两等小学读书。这是辛亥革命以后成立的公立小学，群众称为洋学堂。那时候，宁夏教育事业很落后，只在县城才有公立小学，在乡村还是私塾。因为我三爹在清末上过优级师范（相当于大专），受过新思想的影响，才让我去县城公立小学读书，而没有去读私塾。
当时，平罗县两等小学校长是孟质生，原是清末秀才，废科举后，又去兰州文高等学堂升学，毕业后回平罗，当了平罗县两等小学校长。当时的教师也多为清末秀才，也有学而未成（没考上秀才），又在宁夏府中学读过书的，如纪协中、王清臣等。因受辛亥革命的影响，教科书上也讲民主、自由，课本上还印有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等人的头像。这些教师也受到新思想的影响说民国好，帝制不好。升到高小以后，除课本外，还选讲一些文章（主要是《东来博义》上的文章）以及其他古文如《出师表》之类，因此，我自己的思想也受到熏陶，认为专制不好，民国自由一些。当时，学校提倡剪发、天足等，反对封建迷信。但是在家里，封建迷信仍很严重，如每逢初一、十五和节日，要烧香磕头。这样一来，学校教育同家庭教育之间就产生了矛盾，回到家里后，要同这些封建迷信思想及旧的社会习俗作斗争。那时我家在农村，读书费用全靠卖粮食获得，而当时粮价非常便宜，用毛驴驮一口袋到城里，才能卖一块多银元，而日用百货的价钱很贵，买几尺布做件衣服，就要出卖很多粮食，所以家里不主张让我到县城里去读书。
1922年，我由平罗高等小学毕业后，原想去兰州升中学，但因生活困难，没去成。就在这时，甘肃省立第五中学在宁夏城建立（当时宁夏是甘肃省属下的一个道），原在兰州中学读书的一批宁夏籍学生又回宁夏，组成一个班，没有另外招收学生。我和平罗县两等小学毕业的谈尚彦一起，报名到马福祥办的蒙回师范学校读书。1923年，我们俩人又考入了第五中学。当时，第五中学和第八师范同在一个校址，校长、教员也是一套人马，实际上是一个学校，两个校名。这时，学校里新从北平聘请了一批教师，如陈春纲、余晋义、唐筱舟等。这些人在北平读书时参加过五四运动，受到新思想的熏陶。他们到五中、八师任教后，经常结合教学，宣传五四精神，提倡学科学、讲民主，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反帝爱国，教育青年选择革命道路。同时，一些在北平、天津读书的兰州籍学生，来往途经宁夏时，经常举办演讲会介绍五四运动情况，也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学科学，讲民主，救亡图存等革命道理。
所以，一般学生认为这是新的潮流，学习这些东西，将来好做事。这在当时只能说是思想上的启蒙，还谈不上对革命有什么较多的认识。
1925年，“五卅运动”后，学校开始宣传反对日本侵略，组织护岸后援会，提倡抵制日货，学生上街游行宣传，工商各界罢工、罢市，组织募捐，反日爱国运动风起云涌。“五卅运动”在学生和一般民众中影响很大，使广大人民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大革命时期，冯玉祥部国民军来宁夏，革命宣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25年夏，冯玉祥属下的刘郁芬部为解决甘肃问题，由绥远经宁夏前往兰州，宁夏开始成为冯玉祥的势力范围。1926年秋，国民军五原誓师后，冯玉祥率大部队入甘援陕，经过宁夏。当时，有一批共产党员在冯玉祥部队里做政治工作，宣传北伐战争的意义，反对军阀土豪劣绅，反对贪官污吏；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共产党员刘伯坚是冯玉祥部队总政治部部长，各师、团也设有政治机构，由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在其中做政治工作，总政治部还组织宣传队，经常深入学校和街头做宣传和鼓动工作，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经验，宣传革命理论。从此，青年学生才知道了共产主义。国民军联军在宁夏的宣传活动，对宁夏的青年学生和我自己都有很深刻的影响。但是，那时候我们都还很幼稚，说孙中山的民主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认为这是孙中山先生的一个进步。在这些思想影响下，使一般青年学生打开了眼界，追求进步，许多人愿意到外地去读书求学。1926年底，我从中学毕业后，也很想到外地去升学，但是由于经济上的困难，未能如愿。
1926年末，冯玉祥、于笛筌经宁夏后到西安，于1927年在西安创办了中山学院，目的是培养各种人才，要求甘肃、宁夏等地保送学生，前往中山学院学习。1927年下半年，我和李雨村、张子宽、李庭栋等人，还有中卫的袁金章一起被送往西安中山学院学习。另外，原在西北大学读书的孙俭（孙克廉）、陆宣洛（陆景机）、孙常山等人，因为1926年刘振华部包围西安，西北大学停办，他们返回宁夏，1927年也同我们一起去中山学院候职。中山学院设有地方行政、财经、教育、党政等人员养成班，我在教育行政人员养成班学习。当时，在中山学院学习的宁夏人约10名，那时李景林（解放后任宁夏区党委第二书记）在中山学院党政人员养成班学习。不久，中山学院改为中山大学。李雨村、李庭栋和我以及从河南开封训政学院归来的谈尚彦、伍元浑等考入中山大学预科。1928年，中山大学闹学潮，反对校长于天休，从宁夏去的学生是这次学潮的主要成员。李雨村是学生会主席，是学潮的领头人之一，其他还有李庭栋、谈尚彦、伍元浑等。这次学潮坚持时间较长，闹得学校都停办了。学潮被平息后，宁夏去的一批学生被开除，我们暂时住在旅店里。
1929年，中原大战开始前，冯玉祥部队集中到河南。1930年冬，冯玉祥部中原大战失败退走后，陕西、甘肃、宁夏没有了冯玉祥的势力，中山大学也就散了。1929年到1930年春，在西安的宁夏学生，先后转往北平。
1930年春，我到北平。当时，原在宁夏中学的殷占雄已在北平大学农学院读书。我们到北平主要是升学，但没有证书。那时，国立大学招生比较严格，一般难以考取，而且我们的文化程度也低，看到投考国立大学没有希望，就找关系入私立大学。我和谈尚彦、李庭栋、袁金章入中国大学，伍元浑、李雨村入民国大学。张子宽到北平后，因他哥哥在北平国民党党部任职，没有升学而工作了。孙克廉、陆宣洛也因在北平有社会关系而就业做事。1931年至1932年，从宁夏又去了一批学生，有阎庭栋、高立天、征克非、白虹剑、刘志杰、路秉鉴、梁飞彪、潘钟林等，都上了大学。接着，又去了孙殿才、王绪祥、张致和、李天才、雷喜林、高志刚、俞占鳌、刘庭栋、贺闻韶等，有的读中学；有的上辅习班，准备考大学；有的因是中共党员如王绪祥、孙殿才等，参加了北平地下党工作。在我们去北平以前，最先从宁夏去北平上大学的还有张光晋、张庆荣、吴三多等。他们大学毕业后，二张回宁夏，吴去美国。这一时期，在北平的宁夏籍学生共有30人之多，可以说是解放前宁夏人外出学习最多的时期。就在这时，由殷占雄等人倡议，成立了宁夏留平学生会。
宁夏留平学生会的宗旨是：联络同学，增进感情，宣传社会科学，反对宁夏的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推动宁夏社会进步。王绪祥、孙殿才、潘钟林、路秉鉴、李天才当时已是共产党员，直接参加了北平市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工人运动；张致和、阎庭栋等因和地下党有联系，也参加了党组织领导下的反帝大同盟、左联等一些活动。当时，王绪祥在路河中学，孙殿才在宏达学院，但是他们一直和宁夏留平学生会保持紧密联系并对留平学生会的活动给予了很大支持。潘钟林、路秉鉴、李天才也和我们来往频繁，经常到我住的地方使用留平学生会的油印机印宣传材料。留平学生会为了开展宣传工作，曾出版《银光》刊物3期，后改名为《曙光》刊物，又出了几期就停刊了。为了筹措出版刊物的经费，学生会派曾维达、谈尚彦、高立天等回宁夏销售刊物，主要是在平罗一带销售较多。开始时，马鸿逵还按月捐银洋50块，以后因为刊物上宣传进步思想，揭露宁夏的黑暗，受到沈德仁、梅无瑕等人的反对，在沈德仁同马鸿逵勾结后，马鸿逵就不再给刊物捐款了。沈德仁是个CC（中统）分子，1934年还勾结马鸿逵，抓捕在北平的宁夏学生多人，谈尚彦被抓去关押8个月之久，然后释放。
宁夏留平学生会，曾在如何对待全国革命同宁夏的关系问题上存在一些分歧意见，李天才等一些共产党员认为，应先进行全国性革命斗争，只要共产党领导全国革命成功，宁夏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解决了，不然的话，我们人数较少，如果回宁夏去活动，容易被敌人一网打尽；我和谈尚彦、高立天等认为，我们在宁夏人熟地方熟，容易号召群众，可以聚集力量，等待时机，迎接新的形势，一旦共产党的力量到达宁夏，就可以发挥作用。当然，这只是一些看法上的不同，学生会内部还是比较团结的。李天才、王绪祥、孙殿才、张致和、阎庭栋等，仍经常同我们保持联系。那时候，刘志杰同一些摆书摊的人有联系，经常通过书摊搞到一些进步书刊如《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甚至还能搞到当时江西苏区编印的小册子如英文版《论谈》等。我有一本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就是刘志杰通过书摊买到的。另外，殷占雄也能通过关系搞来一些进步书刊，这些书刊对于我们影响很大。
我们在北平时，王绪祥、李天才等主张在宁夏搞武装斗争，潘钟林、路秉鉴等也赞成。大约在1931年，我们曾在北平一阁老胡同的一家公寓里开会，研究搞武装的问题。那时，王含章和孙俭刚从日本回国，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谈到了联络高士秀的事。高士秀是宁夏人，辛亥革命时期是灵武民军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起义失败后带着一部分人去陕北，后定居榆林。此人家乡观念比较浓厚，与马福祥、马鸿逵家族有仇，当时他虽不带兵，但在陕北仍有一部分力量，我们想派人去联络。会上，大家认为孙俭（孙克廉）会讲话，由他回宁夏时，途经榆林去见高士秀。孙俭到榆林后，高士秀热情招待，但对联合搞武装的问题未表赞同，孙俭回宁夏后就再没有进行这件事。当时，我们在《银光》刊物上发表了孙俭的诗，其中有“乘风破浪”等语，马鸿宾认为有问题，曾在西马营（今中山公园）召开大会点了孙俭的名，孙俭害怕了，再未敢活动。另外，王含章从北平回宁夏后，为了搞武装，曾去兰州与邓宝珊进行联系，但无结果。以后他们也不敢谈及此事，而且到马鸿逵属下做官了。
1933年底，孙殿英来宁夏之前，在北平读书的宁夏中卫人王子端，同孙殿英部队的一个旅长相识，我们想利用孙殿英部队经过宁夏去青海的机会，建立一支武装力量。我们向王子端建议，通过那个旅长同孙殿英联系，并写了建议书。派谈尚彦和王子端为代表去见孙殿英，推荐了当时在宁夏的梁绍武、刘环一、郭栓子等，孙殿英表示赞同。同时，还将此事告诉了李冲和，要他联络地方力量，予以支持。当时，孙殿英已到包头，我们这样计划后，谈尚彦由北平，刘环一由宁夏同赴包头见孙殿英，孙热情接待。刘环一曾在国民军中当过连长，懂点军事。梁绍武在平罗一带有点名气。我们想通过这两个人打入郭栓子的保安团，拉一批武装，并与孙殿英接上关系，乘孙部经过宁夏的机会进一步发展。孙殿英为了利用宁夏地方力量，也同意我们的计划和要求，答应发给枪支。孙殿英部队进入宁夏时，宁夏留平学生会代表王子端和谈尚彦随军同行，担任联络工作，以便同宁夏地方力量（李冲和、叶松林等）进行联系。
孙殿英到达石嘴山、黄渠桥一带后，经谈尚彦、王子端的联络，得到了李冲和、叶松林、梁绍武等人的支持。当时，在孙殿英部队还有一些共产党员担任顾问和从事政治工作，如南汉宸、刘继曾等。据李冲和讲，他还专程去石嘴山面见南汉宸。李冲和、叶松林等组织地方维持会，动员地方粮草，支援孙军，希望把马鸿逵赶走。梁绍武、刘怀一等也建立起一部分武装。但是，在孙殿英部队内，有人私自拉拢郭栓子，挑拨宁夏地方力量之间的关系，使其脱离李冲和、梁绍武，并冷淡了谈尚彦、刘环一等人。另外，也由于缺乏经验，谈尚彦、王子端回到宁夏后，不注意做后方的联络团结工作，而是到孙殿英前线去当向导。不久，孙殿英中了石嘴山绅士郑万福和福音堂洋教士的和缓圈套，失掉了战机，又加上内部谈松亭、刘世铭等几个主要将领的内讧和杨干卿师投降马鸿逵，结果在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的联合反击下失败了。梁绍武以保安团名义搞起来的一部分武装，住在燕子墩李景林家里，被马鸿逵部缴械。李冲和、谈尚彦、刘环一等被迫离开宁夏，暂去北平、绥远等地躲避，筹划已久的武装斗争归于失败。
孙殿英来宁夏，本来就是蒋介石施用的一条消灭杂牌军的毒计。1933年，孙殿英部在长城的古北口一带参加抗日，失败后撤至绥远，但无固定地盘。蒋介石为铲除异己，消灭杂牌军，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令其经宁夏、甘肃开赴青海，同时又密令国民党驻甘绥靖主任朱绍良及宁夏主席马鸿逵等予以阻击。1933年底，孙殿英率部进入宁夏地区，马鸿逵唯恐孙部到宁夏后赖着不走，抢占地盘，遂接蒋介石的密令，联合马鸿宾、马步芳及甘肃的邓宝珊部，在银川以北进行阻击，蒋介石也命令胡宗南派飞机助战，结果孙殿英大败。在蒋介石看来，无论孙殿英或马鸿逵都不是他的嫡系部队，不管哪家杂牌军失败，对他来说都是有利的。
1934年秋，我从北平回到宁夏，先在宁夏中学教书，1936年春又转到中卫中学。这一时期，宁夏省教育厅长先后是童跃华、戈武渠、时子周、洛美焕等。童、时、洛都是CC（中统）分子，戈武渠是军统分子。当时，他们排斥宁夏人，我和孙俭、陈春刚、潘钟林等在宁夏中学呆不下去，便一起去了中卫中学。1936年，王幼平来宁夏，我曾在中卫潘钟林的父亲家见过他。不久，因为马鸿逵抓兵，查户口，王幼平在中卫待不住，又暗地转往银川，住在袁金章家里，然后经袁金章托高立天等协助开了路条，才脱险离开宁夏。
1936年夏，宁夏省教育厅长戈武渠说中卫中学有共产党（当时正是红军西征到达盐池、豫旺一带，宁夏形势紧张），下令中卫中学提前放暑假，把教师全部集中到银川整训。我们到银川后，正逢北平师范大学办暑假教师训练班，我和陈春刚去北平受训。未几，潘钟林被捕。我在去北平的途中，到五原时又见到了王幼平。他还给我留下了通信地址，记得是山东的一个小学。这一年，宁夏学生反对童跃华，我在北平受训时，王振刚（王茜）、贺闻韶正在北平上大学，我借宁夏学生的名义，写了份反对童跃华的小册子，训练班结束后我回宁夏，没有出来工作，在家里呆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时，谈尚彦因孙殿英的事走了绥远，一直没有回来。
1937年，七七事变后，冬季李仰南（杨学文，中共宁夏工委书记）在来宁夏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先同袁金章建立了联系，并想动员我出来工作，袁金章同李冲和研究，准备让我到银川任宁夏师范校长，以掩护地下党人员。但是，因为敌人方面对学校抓得很紧，没有成功。1938年春，我来到银川后，工作暂无着落，一直呆到四五月间，然后去国民党省党部任民运科长，袁金章是组织科长，陆宣洛是总务科长，宣传科长张子建是马鸿逵的人。我到省党部工作后，该党部委员中统分子杨作荣反对，我于同年底被开除。1939年春，我又去中卫联中任教师。那时，宁夏中学、宁夏师范迁往中卫，组成宁夏省立中卫联合中学，阎廷栋任中学部主任，师范部主任是范应福。这年第二学期，联中撤销，中学、师范又分开了。宁夏中学迁往金积县董府，宁夏师范迁往金积县城。这时，地下党员武景惠、霍纯锡、黄子华都在中学读书。学校开学后不久，我又回到省党部任职，这已是1939年秋天的事了。
李仰南来宁夏后，于1938年成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小组，我和袁金章、高立天都参加了。在这期间，李仰南、何广宽介绍我看了许多延安出版的革命书刊，我也帮助他们做了些工作。1939年底，省党部迁到银川南门外的谢家寨（今附属医院处）。有一天，李仰南到谢家寨来找我，让看门人把我叫出来，还领着崔景岳，我们一起到附近的小渠上谈话。李仰南说他要离开宁夏，并向我介绍了崔景岳（接替李仰南的宁工委书记）。当时，约定第二天在银川南关一家饭馆里碰面详谈。但是第二天，我到南关饭馆后，不知什么原因，李仰南和崔景岳都没有来，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们两人。
1940年3月，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办训练团，一期36天，轮训各省党政科长以上人员，我被送去受训，同去的还有袁金章、陆宣洛，马鸿逵的亲信赵文甫、李作栋等。我在训练团里揭露了马鸿逵对宁夏的黑暗统治。从此，我就再没有回宁夏。训练团结业后，我先后在西北农学院和陕西高陵中学任教。在西北农学院期间，我和马寿桃、谈尚诚、谈尚孟、武景惠组成5人小组，一方面学习讨论时事，一方面联络宁夏在外学生和青年，鼓励他们走进步的道路。在高陵中学期间，与当时在景阳农场的马寿桃一起以奴隶的名义出过小册子，揭露和打击马鸿逵的反动统治。1946年，国大制宪代表大会召开，我去南京参加会议，并在全体会上再次揭露了马鸿逵在宁夏的黑暗统治，从而更激起了马鸿逵对我本人及家属的迫害。我在南京曾一度被拘留关押，由于各方面的营救和斗争，才获得自由。
1940年，袁金章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结业后回宁夏，在省党部任委员。后因受排挤和嫌疑而待不住，于1945年借去同心县视察的机会，离开宁夏去南京，在国民党三青团中央任专员。当时，在南京、上海还有一些宁夏人在那里读书，曾组织过宁夏同乡会，并以此名义编辑出版过《宁夏呼声》和《贺兰风》等刊物。
1949年，南京临解放前，薛云亭曾以青年军接待站的名义去南京，向我介绍了贾拓夫。孙俭（孙克廉），我们一直认为他是接近进步力量的。1938年，他任国民党盐池县长时，延安编印的一些小册子就是通过他设法转到宁夏的。以后，孙俭又把从延安带给杨一木的一件白纺绸长衫带给我，让我转交杨一木，但这时杨一木已离开宁夏。以后我又把这件衣服带到南京，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交给杨一木，1949年我又带回宁夏，直到前几年才交给了他。1946年我去南京后，曾多次见到过孙俭，那时他在南京工作。1949年南京临解放前，国民党官员从南京撤退，我劝孙俭留下，结果他走了台湾。
以上是我经历的片断回忆资料，可能对研究宁夏革命历史有点参考价值，为记忆方便起见，按时间顺序叙述，但因时间久远，记忆不清，难免有错误之处，望予考察纠正。
李牧可整理 1981年2月1日
——录自《中共宁夏党史档案资料选编》，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馆编，195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