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广耀 刘贯一
我们是怎么认识邓小平的呢？这首先要从我党在冯玉祥部队的活动谈起。
1926年，奉系与直系军阀部队先在天津一带，后在南口等处围攻革命军的时候，冯玉祥为了寻求政治出路，于该年3月20日带领随员和卫士乘两部小汽车、一部大轿车由平地泉动身赴苏联考察。在莫斯科经蔡和森介绍，冯玉祥结识了刘伯坚，并逐渐产生了好感。冯玉祥在回国前向我党驻第三国际代表蔡和森提出让刘伯坚同他一起回国，蔡和森答应了他的要求。莫斯科党组织也答应了冯玉祥要人的请求，陆续选派了20余名中共党员到冯玉祥部去工作。在冯玉祥回国前，党组织又选派了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邓希贤（即邓小平同志）以及李连山（李德全同志的大弟）等3个同志为冯玉祥打前站。
1926年9月16日下午，冯玉祥到达内蒙古五原县，当晚召集会议，与会将领一致公推冯玉祥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9月17日，冯玉祥率领国民军举行隆重的誓师授旗典礼大会。参加典礼大会的国民军一、二、三、五、六军官兵1万人，刘伯坚、乌斯马诺夫（苏联派到军部的总顾问）等参加了大会。后来在于右任、刘伯坚、王一飞的提议下，9月27日至29日国民军联军（五原誓师后，冯玉祥将国民军改为国民军联军，亦即以前的西北军）举行了国民党全军代表大会，成立了最高特别党部，选出冯玉祥、于右任、方振武、刘伯坚等11人为执行委员，从此，党在冯部加强了政治工作。根据刘伯坚、乌斯马诺夫的建议，冯玉祥于10月8日将总部由五原迁往包头，意在暗示国民军联军不拟放弃包头和招抚已经由晋军改编的韩复榘、石友三部仍回归国民军联军。当时，冯玉祥部处境由危境向好的方面日益转化，但在总的战略方面何去何从，大计难定。正在此时，党的北方区委李大钊同志派曾晓渊同志送来密函，函中叙述了北京一带奉系张作霖布防情况，并建议出宁夏，援西安 （杨虎城在西安求援）取潼关，而后与北伐军会师中原。冯玉祥采纳了这个建议，并制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八字总方针。这样，冯玉祥于11月24日率部离开包头返五原，又即离五原西进，1926年11月28日抵宁夏，12月24日抵平凉，1927年1月26日进驻西安。
1982年，邓小平同志为纪念冯玉祥将军诞辰100周年，于9月15日下午6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冯玉祥将军的亲属时有一段回忆讲话：“当时，焕章（冯玉祥）先生要求我们派人到西北军。我们从莫斯科一起来了20余人。刘伯坚同志也是那个时候来到西北军做政治部部长。有3个人打前站，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我才23岁。记得我们一起经过大沙漠，坐的是运军火的汽车，交通很不方便。我们在库伦（乌兰巴托）待了1个多月才回到内蒙古。回到内蒙古以后，焕章先生五原誓师，李大钊同志还派人送来了作战计划……。”
西北军原有两个机关报：一个设在张家口，报名为《察哈尔国民新闻》；另一个设在包头，叫《西北日报》。《西北日报》于1925年秋创刊，社长蒋听松（蒋是李大钊同志于1925年派到冯部工作的共产党员）。五原誓师后，报纸改名为《中山日报》。此时，蒋听松同志被调往冯的总部任副秘书长，另派贾午担任《中山日报》社社长。贾午，河北清河县人，号丽南，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中山日报》随军迁往宁夏后，仍由贾午任社长（1927年夏，冯玉祥反共后，贾也变向了，曾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同时，又抽调了原在包头工作的郭伯瑞、李子光（即贾一中，由绥远的《实业日报》抽来）等人充任《中山日报》的编辑兼记者。冯玉祥在五原誓师时，刘贯一同志在誓师大会上代表《西北日报》社发了言。1926年12月间，刘贯一同志随最后退出五原的部队来到宁夏银川。到宁夏后，《中山日报》社址设在今银川中山北街。
《中山日报》社迁往宁夏后，由于印刷条件差，特别是没有铅印设备，报纸只能搞石印，因此被迫改为二日或三日出一期，并且只能出新闻纸四开单面，有时增刊为两张。《中山日报》社一直到1927年7月冯玉祥反共，一共办了半年多时间。
1927年3月底，冯玉祥西北军司令宋哲元接到冯玉祥从西安打来的电报，调刘贯一（当时叫刘景熙）到西安总部工作，并发给刘贯一200元钱作为路费。调刘贯一是刘伯坚同志的主意，电报是由冯玉祥部留宁夏的后方留守处处长王一飞转的。这个后方留守处，也叫办事处，是刘伯坚同志离开宁夏前，专门成立的，它设在现银川鼓楼南街。留守处实际上是我党后方党委和党的接待处，王一飞兼任党的负责人。当时，虽为国共合作，但除了像刘伯坚等头面人物才公开自己是共产党员身份外，一般党员在组织上仍然是保密的。就在留守处，刘贯一同志遇到了自己的相识和战友彭桂林与孔广耀，彭桂林与孔广耀当时都在冯部的西北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学习，该校随部队西进途中，他们因病留在宁夏银川。病愈后，彭桂林和孔广耀打算追随部队去西安，刚好在留守处遇到了刘贯一同志，于是要求与刘同行。刘、彭、孔三人正要走时，王一飞同志说：“你们和从苏联回来的3个同志一起走吧！”这3个同志即：邓希贤（邓小平）、王涤亚、朱逸尘（朱世衡）。小平等同志大约是1927年2～3月间抵宁夏，并住留守处。就这样，在王一飞同志的介绍下，我们和邓小平等同志相识了，并决定一路同行去西安。从国外回来的3个同志以邓小平同志为首，我们3个国内的同志以刘贯一为首，临时成立了一个小组，于1927年3月离开宁夏银川。途中，在固原，我们一行住在马福祥旧宅（马福祥为马鸿逵的父亲，曾是冯部的一个高级军官）。在平凉，我们休整了3天。在彬县参观了据说就是《西游记》中的“水帘洞”。沿途每隔约60里就有一个冯玉祥部的兵站，专门负责接待过路的军政人员。凭介绍信，我们在兵站领粮，行李也由兵站派挑夫给我们挑。路上，初期还是寒气逼人，但到后来，春意渐浓。小平同志一路潇洒自若，谈笑风生。他比孔广耀大7岁，比刘贯一大6岁，比彭桂林大5岁，因此总以兄长待我们，各方面也给予许多指点。详尽地给我们介绍了苏联的风土人情地貌；十月革命前后的社会、各阶层情况；革命胜利之后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军队建设等等。他还详细地谈了自己在苏联的各种感受。这些，不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还给我们增长了许多革命知识。沿途，我们还访问了各地的人情风俗、生活状况，向当地老百姓宣传革命。离开宁夏时，我们一行6人穿的很多，有的还穿着棉大衣或皮袄，但越向南，特别是进入陕西境内，黄色的菜花越开越浓，蜂舞蝶飞，真是一片好风光。从银川出发，历时一个多月，途经灵武、吴忠、同心、固原、平凉、泾川、彬县、礼县、咸阳，行程2000余里，最后于1927年4月28日或29日到达西安。
到达西安后，当地军民都已穿单衣了，而我们却还披着皮棉袄。冯玉祥的总政治部设在西安皇城（冯玉祥到西安后，将皇城改名为红城，后又改为新城）。我们一行在刘伯坚同志那里住了约两三天，之后，刘贯一留在总政治部工作。总政治部下设3个处，处下设科。刘贯一被分配到邓飞黄任处长的宣传处宣传科任少校科员，孔广耀、彭桂林回西北军事政治干部学校，邓小平同志到中山学校当政治处主任。
由于我党和李大钊同志在冯玉祥部队中的工作，1926年3月冯玉祥访苏时，曾从苏联接纳了刘伯坚、邓小平等30余名共产党员负责国民军联军的政治工作。之后，在李大钊的领导和刘伯坚、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国民军联军的政治工作发展到一个新阶段。1927年2月，由史可轩、邓小平、李林等主办的号称“第二黄埔”的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在西安成立，有党团员150余人。这所学校为后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革命军队，作了某些干部方面的准备工作。
这件事已经过去近60年了，但当年和邓小平同志在一起的那些日子，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们十分珍惜那些美好的回忆。
1985年4月18日于北京
——录自《银川党史通讯》第四期，银川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编，1985年6月